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中国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现代物理学的开端，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断断续续地传入中国，到20世纪前50年才出现了完整的中译本。一方面可以归结给混乱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这本书本身的翻译难度极大。

我自己开始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译本的时候非常直观的感受是非常难读，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如果有现代数学参与到翻译和解释的过程中，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文本倒向工具性的一侧而极大淡化其哲学逻辑。

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中，人并不是天然地属于自然与现实。
自然本身被理解为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的等级化秩序。因此，个体的存在必须通过上位者与社会结构的承认，才能被包含进所谓的“天命”秩序之中，即人的位置不是被自然赋予的，而是被秩序许可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尽管有非常早的天文观测并且产生了历法，但成果大多被纳入了旧秩序的框架中来服务于权威，典型的应用例如罗盘，度量衡的发明被用于礼乐，占卜等功能。到近代前中国虽然有大量成熟的工程技术，但都遵循经验-技艺-范式的逻辑链条，而缺失了从范式走向理论再由理论反哺的闭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常多的技术在出现断代后便逐渐失传。

近代的中国尽管一部分有先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系统性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在面临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时刻，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倒向快速的工程应用，例如武器制造。科学被压缩简化成了高级技术，并且和服务国家需要高度绑定。

到了共产时代这一趋势再次不可避免地被强化，一方面来自于马列主义中对科学的强调导致科学带有天然的进步属性，另一方面更来自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国际局势下的现实压力。在这一阶段中科学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求而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而前进的方向则由政治决定。如果说科学的哲学化和工具化是坐标轴的两端的话，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将科学牢牢地锁在了工具化一侧。

这一倾向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文革时期对相对论的批判，经典力学带有“绝对正确”且可预测的属性而很难引发世界观层面的遐想，是几乎完美的应用工具，而相对论中提到的时间空间参考系的概念非常容易被引申为“真理同样具有相对性”。在文革这种政治高压环境下，一切挑战”绝对正确“的理论都会被高度警惕。换言之，如果理论不能提供实际可变现的好处且有危及现有秩序的风险时，受到当局的打压是必然的，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很多归国物理学家的个人遭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进程，这些理论发展出了在航天，核能，医疗等领域的实际工程应用，因而得以脱敏而再次被划到工具化一侧。

马列主义中讲机器不是中立的生产工具，而是在不同阶级手中反映出不同的性质。在资产阶级手中机器成为压迫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的武器，而在无产阶级手中是建设美好新世界，解放人类的助手，核心在于谁掌握机器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有从机器到科学技术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正当性。而自然科学实际上天然中立且与阶级属性相背，在毛时代产生的对所谓”资产阶级科学观“的批判本质是在用暴力夺取对科学的唯一解释权，即科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能脱离阶级叙事独立存在，且必须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建国后许多科技成就的首要原因必须被归结为“党的领导”，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具化的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升，而生产力的提升带来合法性。

极端的工具化给中国带来了快速的进步，但它带来的惯性同样具有毁灭性。动态清零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例子，当我们只关注可以量化-执行的变量，例如感染人数、隔离时间、大规模封控的时候，传染病防控成为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任务。然而冰冷的数学模型里没有考虑这种极端工具化给人带来的次生灾害甚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因为这些是无法被量化的变量。

疫情后中国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审查对疫情的讨论，因为极端工具化带来的惨痛后果已经无法被工具理性解释，而一旦打开这个闸门，关于意义和目的的哲学化讨论会带来对工具的审判，人们会开始从“怎么做”走向对“是否应该这样做”，而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或者说党对科学的唯一解释权将受到威胁。这在当下的中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毛时代的中国用“人定胜天”和阶级使命的叙事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质是因为我们将工具理性神圣化——任何质疑和反思都是阶级立场的动摇甚至对主义的背叛。然而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没有大规模政治动员时代的记忆，也天然地无法理解期间的正当性，因此他们对疫情期间战争化斗争化语言的反感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将科学锁死在极端工具理性一侧还是要让它自然地在哲学化和工具化的中间地带游走？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默认了一个前提：人可以在不借由宗教，政治授权的情况下彼此确认一个判断是否成立。当这种确认进入到人类社会里，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反思：当证伪被视为危险，纠错被视为动摇，那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科学还是披着理性外衣的新“天命”？科学之所以不同于天命，从来不在于它是否站在权威一边，而在于它是否仍然保留了反对权威、修正自身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来自授权，而是理解自然本身所隐含的要求。

2026.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