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nlun Li

或许是因为在遥远的北国才更加怀念潮湿和闷热的江南。

离家已五年有余，记忆里八月末桂花甜腻的香气仍然清晰但已无实感。

“折桂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

科举考试的乡试往往在阴历八月，古人用折桂作考取功名的象征沿用至今。旧时家乡的大户人家祠堂中总会种一棵桂花树以求子孙入仕，我家虽祖上并非世代江南出身，但随岁月流逝也逐渐融入这一习俗之中。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爷爷带着我和堂弟在老家门口种了两棵桂花树，树苗彼时仅半身高，如今或已三米有余，因为常年无人修剪枝叶已经要延伸到路上。

读书的时候每年第一次桂花盛开的时候差不多就该开学了。开学第一次国旗下讲话的八股文里总要提到“在这金桂飘香的时节”，而这往往也是讲话里唯一中听的词句，后文中大段堆砌的励志语录总是听起来像令人恼火的法西斯动员。这种时候就连桂花的香气也让人忧愁起来，操场上排列整齐的同学仿佛是被罚在月宫伐桂的一个个吴刚，被困在功名的星球上砍那棵永远也砍不倒的树。

“对抗的意义，对抗中殆尽”

可能这就是属于江南的西西弗斯故事，人总是要在向上爬升的路上，一直爬到群峰俱下，爬到万物皆低，爬到精疲力尽才发现已经离开太久太远而无路可退。

人的大脑总是主动清除掉创伤的记忆，尤其这些年离家愈远越发觉学生时代的记忆仿佛隔着一层纱。记忆里的我背着书包在学校和家之间短短的距离间来来回回，两边行道树是郁郁葱葱的桂花树，秋雨过后深灰色的水泥地上落满星星点点的桂花，空气里是灰尘和桂花混杂的气息，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或许也说不上有多么的怀念，更多的是对记忆溜走的无奈或者是没法复刻过去心绪的惋惜。

我尝过一些桂花酒，但每一种都是工业香精的味道。记得有一年我从老家的树上收集了很多桂花想着我要拿来做些什么但最后也不了了之。北国没有潮湿而四季分明的气候，曾经拼命逃离的亚热带，到现在才明白真正动人的是那些记忆里微不足道的湿润与气息和捧着一堆干花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不管是八百年前在安远楼感慨山河破碎往日不再的刘过还是那个十年前穿着松垮校服在教室里渴望离开故乡的少年，终究都逃不出时间和空间的永恒束缚。可能和歌词里说的一样，对抗无非是一种自救，期盼的末日可能永远也不会来。我们端着酒杯在时间的长河里泛舟，不断回首记忆里的少年心气，直到一切和我们都消失在初秋的晨雾里。

2026.02.12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现代物理学的开端，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断断续续地传入中国，到20世纪前50年才出现了完整的中译本。一方面可以归结给混乱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这本书本身的翻译难度极大。

我自己开始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译本的时候非常直观的感受是非常难读，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如果有现代数学参与到翻译和解释的过程中，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文本倒向工具性的一侧而极大淡化其哲学逻辑。

在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中，人并不是天然地属于自然与现实。
自然本身被理解为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的等级化秩序。因此，个体的存在必须通过上位者与社会结构的承认，才能被包含进所谓的“天命”秩序之中，即人的位置不是被自然赋予的，而是被秩序许可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尽管有非常早的天文观测并且产生了历法，但成果大多被纳入了旧秩序的框架中来服务于权威，典型的应用例如罗盘，度量衡的发明被用于礼乐，占卜等功能。到近代前中国虽然有大量成熟的工程技术，但都遵循经验-技艺-范式的逻辑链条，而缺失了从范式走向理论再由理论反哺的闭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常多的技术在出现断代后便逐渐失传。

近代的中国尽管一部分有先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系统性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在面临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时刻，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倒向快速的工程应用，例如武器制造。科学被压缩简化成了高级技术，并且和服务国家需要高度绑定。

到了共产时代这一趋势再次不可避免地被强化，一方面来自于马列主义中对科学的强调导致科学带有天然的进步属性，另一方面更来自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国际局势下的现实压力。在这一阶段中科学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求而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而前进的方向则由政治决定。如果说科学的哲学化和工具化是坐标轴的两端的话，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开始将科学牢牢地锁在了工具化一侧。

这一倾向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文革时期对相对论的批判，经典力学带有“绝对正确”且可预测的属性而很难引发世界观层面的遐想，是几乎完美的应用工具，而相对论中提到的时间空间参考系的概念非常容易被引申为“真理同样具有相对性”。在文革这种政治高压环境下，一切挑战”绝对正确“的理论都会被高度警惕。换言之，如果理论不能提供实际可变现的好处且有危及现有秩序的风险时，受到当局的打压是必然的，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很多归国物理学家的个人遭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进程，这些理论发展出了在航天，核能，医疗等领域的实际工程应用，因而得以脱敏而再次被划到工具化一侧。

马列主义中讲机器不是中立的生产工具，而是在不同阶级手中反映出不同的性质。在资产阶级手中机器成为压迫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的武器，而在无产阶级手中是建设美好新世界，解放人类的助手，核心在于谁掌握机器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有从机器到科学技术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正当性。而自然科学实际上天然中立且与阶级属性相背，在毛时代产生的对所谓”资产阶级科学观“的批判本质是在用暴力夺取对科学的唯一解释权，即科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能脱离阶级叙事独立存在，且必须服从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建国后许多科技成就的首要原因必须被归结为“党的领导”，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具化的科学技术带来生产力的提升，而生产力的提升带来合法性。

极端的工具化给中国带来了快速的进步，但它带来的惯性同样具有毁灭性。动态清零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例子，当我们只关注可以量化-执行的变量，例如感染人数、隔离时间、大规模封控的时候，传染病防控成为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任务。然而冰冷的数学模型里没有考虑这种极端工具化给人带来的次生灾害甚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因为这些是无法被量化的变量。

疫情后中国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审查对疫情的讨论，因为极端工具化带来的惨痛后果已经无法被工具理性解释，而一旦打开这个闸门，关于意义和目的的哲学化讨论会带来对工具的审判，人们会开始从“怎么做”走向对“是否应该这样做”，而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或者说党对科学的唯一解释权将受到威胁。这在当下的中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毛时代的中国用“人定胜天”和阶级使命的叙事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质是因为我们将工具理性神圣化——任何质疑和反思都是阶级立场的动摇甚至对主义的背叛。然而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没有大规模政治动员时代的记忆，也天然地无法理解期间的正当性，因此他们对疫情期间战争化斗争化语言的反感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将科学锁死在极端工具理性一侧还是要让它自然地在哲学化和工具化的中间地带游走？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默认了一个前提：人可以在不借由宗教，政治授权的情况下彼此确认一个判断是否成立。当这种确认进入到人类社会里，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反思：当证伪被视为危险，纠错被视为动摇，那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科学还是披着理性外衣的新“天命”？科学之所以不同于天命，从来不在于它是否站在权威一边，而在于它是否仍然保留了反对权威、修正自身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非来自授权，而是理解自然本身所隐含的要求。

2026.01.28

昨天看了个纪录片，导演是俄罗斯裔加拿大籍的Anastasia Trofimova，其跟随俄军的一个战斗营前往乌克兰东部前线进行了大量未经批准的拍摄，尽管这些年看了非常多乌克兰视角的报道和记录，而俄方的资料一直非常的罕见，尤其是像这样高完成度，美学在线且聚焦个体的作品实在是不可多得。我认为这是我今年以来看过最好的纪录片。

看这个片子的维基百科的时候才发现围绕它的政治争议自上映以来就连绵不断，其中多个电影节迫于政治压力取消了放映。只能说在当下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西方阵营需要完美受害者和十恶不赦的入侵者形象，关注“入侵者们”的个人故事和情感自然是完全的政治不正确。

片子里非常直观地呈现出了现代战争战场格局的巨大变化，战场的纵深由于各类武器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提升而大大增加，片子开头俄军的驻扎补给点距离乌克兰军队阵地有接近200公里，和过去传统战争中前线和后方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不同，现在的风险是连续的，随着距离变化的，而过去绝对安全的后方已经不存在。前线和后方的概念从空间差异变成了受打击概率的差异。或者换个说法，在两个阵地之间，你被无人机发现的任何地方都是交战前线，而在这整个空间内任意一点上你的阵亡和存活只存在概率大小的问题，且阵亡概率永不为零。

在当下的战场形态下，进攻方要比防守方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进攻方需要推进就不得不快速跨越双方之间受到无人机严密监视和重重设防的区域，如果你在前进中侥幸存活，你还需要向对方阵地发起有效的进攻并彻底清扫战壕，但片子里这个战斗营的人们显然没有走到那么远。在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命令时，营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自杀任务但没有人能说不，而片子的导演也直接将这场战斗的残酷用无人机的影像呈现了出来（见1小时43分前后）。

片子里非常触动我的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士兵们聚在一起讨论参军动机，大家似乎非常避讳为了钱而参战的动机，很多人会说为了爱国主义或者消灭纳粹怀念苏联时代的团结等等。其中一个20岁的年轻人自称自己是个爱国者，收到征兵通知后就决定来了，而他24岁的好友仅仅因为朋友也来了便参军入伍。在片子末尾突击前他表示不再明白作战的原因，现在只想回家。

另一个场景是失败的突击后幸存士兵要向阵亡战友家属报丧，一桌上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因为阵亡士兵有三个孩子，而他在突击中被火炮击中炸飞了一条腿死状惨烈，而在电话中你却不得不向他的遗孀通报死亡原因并接住家属的情绪。尽管导演没有放出家属的通话内容但从报丧士兵的表情和眼神中能够看到深刻的无奈和痛苦。

片子整体非常的克制，斯拉夫人的面无表情基本贯穿全片，但当你关注他们的眼睛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多细微的东西，其中有一段第一批突击的士兵返回营地的镜头，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人都满身炮弹扬起的灰尘，大家眼神空洞地站着沉默着抽烟，这段影像我认为是对死亡恐惧最直白的展示。

写不动了，内容太多了，自己看吧，非常推荐。

祝愿世界和平。

2026.01.27

从今天开始逐渐进行写作复健，原因之一是自觉需要保持写作中文长文的能力，更重要的原因是近来明显感觉到记忆力的衰退和回忆具体事件时的力不从心，次数多了以后不免紧张和沮丧，遂还是好记性不如赛博烂笔头吧。

本来在思考是不是要尝试下写小说，但写小说就得有素材，素材来源于经历和记忆。而当我在脑子里尝试翻拣过去的时候，仅十年前的事已经只剩大片大片的空白，中间穿插了一些一闪而过的瞬间，或许这些瞬间在某天可以做小说的开头，反正后面的走向也早就不记得了。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有一本很厚的《世界未解之谜》，翻到后来书脊上的胶都断了以至于整本书散开。书中间有一部分讲各种星体的部分我曾经非常喜欢，主要是因为其中插图非常漂亮，尽管那时的我并不理解脉冲星中子星的形成过程。我会在我妈逛商场的时候带着这三分之一没有书脊的内容在等待的间隔拿出来漫无目的地翻阅，直到最后某一天它彻底解体成了无数张纸。

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大脑开始给一些碎片重新上色，创造出同一段记忆的不同版本以至于我开始分不清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实发生的。或许在我三五岁的时候，我爸会骑自行车带我去运河旁边闲逛，那时候的运河还非常繁忙，对船民来说，这些河运船即是谋生工具又是栖身之所。傍晚时空气里柴油味和做饭的香味混杂在一起，有时能看到船夫或者他们的家人端着饭碗站在甲板上吃晚饭，他们穿着灰暗的粗布衣服沉默地打量四周。

我喜欢站河堤上数来往的船，河边有很多东倒西歪的芦苇，有些新鲜有些干枯。从这里开始记忆出现了分叉：

天色似乎开始灰暗下来，我爸说: “要下雨了，我们回家吧，妈妈马上下班了。”我坐上了自行车，不记得是前杠还是后座，朝着家的方向驶去。

大脑给我的另一个版本是我看见运河上游的西边出现了满天的粉色晚霞，把船货舱里的黄沙照得像在燃烧，我爸和我一起坐在河堤上什么都没有说。

这两个碎片纠缠在一起，我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又或者这两个版本其实都不存在，只是我把别的记忆拼凑在一起创造出了这些片段。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和船结缘，可能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注定要和船一样漂泊四方。但往好处想，《未解之谜》告诉我其实我们都是地球的乘客，在宇宙中漫无尽头地漂向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结局。

2026.01.21

我复活了